第三节
中国：债务铸成恐怖“紧箍咒”
中国的困境
中国现在的困境是，外币贬值，在国内也加速人民币的贬值，而两者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美元、欧元等国际性货币的贬值，可以向外转嫁危机和问题，而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不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只能由国民承担。人民币的贬值不仅不能化解外部的压力，反而在内部滋生出了新的问题，使民众因为货币的贬值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使产能过剩的状况变得更加危险。
一旦中国大量企业不堪人民币升值压力或外部需求下降压力而倒闭，美元就会突然升值。到时候，此轮周期内的“资源为王”的趋势就彻底终结，因为，只有资源跌至谷底，外资才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展开大收购！等收购完成，新一轮更强的“资源为王”的大牛市拉开，但已经和中国没有关系。
美元指数在1985年2月曾经创下过164.72的历史最高点，截至目前的历史最低点为70.68，是2008年3月17日创出的。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现在的美元指数已是处于低点位置，且已在低点位置“蜗居”三年有余！
中国人，能读懂K线图里面的巨大内涵吗？
当美元突然拔地而起，带给中国的将是什么？
是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来自于外围的攻击，对准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累积的财富……
这不是神话，也不是小说，它是经济趋势可能演变的结果——姑且将这当成一种可能性吧。即使不会发生，居安思危永远是不会错的。
因为，中国自身的缺陷已经越来越彻底地暴露。
这个缺陷就是日益增大的债务。
中国负债几何？
在接下来的国际大棋局中，谁的债务最沉重，谁向外转嫁债务危机的能力最弱，谁就输得最惨。
那么，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少呢？以下摘自中国媒体在2011年两会时的公开报道。
中国政府公布的新数据显示，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债务负担仍偏低且可控。但如果把地方政府和很多国有银行部门的负债也计算在内，中国的债务负担是目前普遍认可的总债务水平的三倍还多——3.5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59%。
根据财政部的报告，2010年年底中央政府的债务是1.0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占中国GDP17%左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其债务占GDP的比重。
但这一数据并不包括很多大型国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部委所持有的债务。
截至2010年年底，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中，未偿还的债务总额达到7850亿美元。承接银行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未消化的债务达2280亿美元，这增加了政府的或有负债。
另外，官方公布的债务数据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和除财政部以外的中央部委的债务。中国铁路负债也没有被算在其中。根据铁道部发布的数据，光是铁路公司的债务总额就超过2700亿美元。
中国债务拼图的关键一块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值得警惕的是，没有人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确切知道这一债务规模有多大。中央政府已承诺对此进行全面审计。
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估计，在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间，地方政府担保支持的各类投资共计借入1.17万亿美元。《新世纪》周刊则估计，截至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达到1.52万亿美元。
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估计，若包括或有负债在内，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77%。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董事总经理葛艺豪则认为，中国总负债占GDP的比例为75%。
审计署2010年对地方债问题审计调查的结果显示，仅2009年一年，被审计地方的政府性债务就新增1.04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对地方债务做出的评价是：“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
盘点负债
现实情况可能更为严峻。
中国目前的债务状况，很可能是被严重低估的。
很多人在看中国债务的时候，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认为中国的债务尚且有限，未来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当下不足忧。
如果这就是事实，那么，对于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关部门为什么又常常感到紧张呢？这仅仅是居安思危的正常反应吗？
很多人在看中国债务的时候，忽略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而我们需要还原这些因素，以更清晰地正视自身的问题，唯有此，才能尽快采取措施加以修正。
其一，数目不明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在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只是在建国初期曾经发行过地方债券，后来被叫停。地方政府融资渠道阻塞。众所周知的是，地方政府喜欢做大工程，上大项目，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资金作为支撑。怎么办？地方政府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包装”出一个能够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向银行等机构贷款。
而银行也乐意贷款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拥有巨大的资源，与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银行就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存在风险，由于欠债的是政府，银行也不用过于担心，至少相关负责人不用过于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到严厉问责。
由此，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迅速攀升。截至2009年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7.38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0%，占一般贷款余额的约20%；全年新增贷款超过3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这比年初统计的数据整整多出了1万亿元。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率由94%上调至接近9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许多县级平台公司的融资来源中，银行贷款占90%以上。一些已经解包的平台公司贷款中，有土地抵押的仅占3成左右，6成是违规违法的担保。
很多人确信，由于地方财政无法透明化，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以及潜在坏账，比银监会披露的数字要高。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花旗银行中国经济学家彭程在2010年5月份撰文指出：“我们估计，到2011年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达15万亿元，此为保守估计，并未将地方融资平台再次发行债券或中央再次代地方发行债券的可能性考虑在内。”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肆举债，在地价连年上涨的情况下，风险并不容易显露出来；但当地方政府可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房价、地价已经“高处不胜寒”的情况下，这种风险也在加大，而且，一旦出现风险，就可能是难以化解的系统性风险。
其二，剥离但未消失的债务。1999年，我国组建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接管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计高达人民币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我国政府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有银行资产的质量，具体计划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保留从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获得的利息收入来弥补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未来可能产生的亏损。但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资产管理公司债券的利息事实上不会使债券持有人——四大银行直接受益，而是会让这些债券的发行人——资产管理公司和政府获得更多好处；于是，绕了一圈，起初被认为是已经从银行剥离出去的贷款风险又回到了起点——银行头上。
2004年和2005年，我国政府又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实施了第二次财务救助，从中国外汇储备中先后拿出600亿美元注入三家银行，总共剥离7300多亿元可疑类贷款和核销4500亿元损失类贷款。除此之外，2002年年底，全国农信社亏损总额为58亿，历史挂亏1300亿。10年来，农信社亏损最严重时，一年便是200多个亿。为了解决这一亏损难题，央行对全国农信社提供了总额为1688亿元的资金扶持，其中，专项票据1679亿元，专项借款8.3亿元。
所有的这些负债都没有消失，只是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其三，养老金空账。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而那些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由此形成规模巨大的“空账”。主管部门唯一一次公布养老保险“空账”是原劳动保障部公布的截至2004年的数字，为7400亿元。而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10年7月13日公布的数据为：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
据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统计，2008年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2.79%，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2050年将超过30%。有专家预计，如果不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未来30年时间里，我国城市养老金“空账”规模将达到6万亿元。
应该认识到，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空账”正变得越来越大。
其四，道义负债。所谓的道义负债是指，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责任，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都存在着供应缺口，导致民众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很多人看中国的负债率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站在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基础上来看负债，实际上等于缩小了债务。因为，道义负债本身也是负债。如果把这些债务算上，数额将是惊人的。我在前面举了教育的例子，仅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至于医疗保障欠债，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字。
民众承担起部分保障责任，为政府的道义负债埋单，实际上意味着其自身购买力的下降，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而这恰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大顽疾。
除此，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种负债。这种负债如果用金钱来估算，可能更为惊人。
仅以地下水污染为例。据环保部门监测，2005年全国约1/2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2006年的调查则显示，全国2/3的城市地下水水质下降，数以千计的供水井报废。地下水污染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因为地下水污染不同于地表水，一旦污染物进入合水层，极难治理。地下水污染目前几乎没有治理的可能性，因为治理地下水污染的费用谁也承担不起。财大气粗的日本早在20世纪就对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治理被污染的地下水需要耗资800万亿美元！面对这一天文数字，日本也只能扼腕叹息，无可奈何。
如果把上述这些债务累加起来，将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我要强调的是，真正可怕的不是问题，而是对待问题的态度。正视问题并及早解决，几乎是避免未来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唯一正确选择。
尽快正视自己的问题
当我们不断看到有国家因债务危机倒闭的时候，猛然醒来，发现我们的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最大的悲哀不在于此，而在于，猛然醒来，仍然沾沾自喜地看别人的笑话而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最令人忧心之处在于，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者，都不知道确切的负债数字！
2011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施全口径监管，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也表示，2011年将就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展开专题调研。
显然，中央已经开始意识到债务的危险性，迫切需要掌握地方政府负债情况，通过摸清地方债务数目、理清政府跟投融资平台关系等途径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行动。
从2011年3月1日起，国家审计署18个特派办和37家地方审计机关，开始了对31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的全面审查。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月中旬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须在3月1日前开始审计地方性债务，6月底以前向国务院提交审计报告。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摸底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审计的时间范围是债务发生的起始年、1997年、1998年、2002年以及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不难发现，政府确认的债务发生的时间，与政府加大主导经济时的力度密切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都是政府全力拯救经济，实施大规模投资计划的时候。
这实际上暴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隐藏着的大问题：经济自身的调整功能因为过多的人为干预而无法发挥作用，只能由人搀扶着行走，人的作用好比拐杖，但比拐杖的成本要高得多——因为人经常会有千奇百怪的想法，而拐杖很单纯，单纯得没有任何想法，既不需要公车也不需要女秘书。
高铁背后隐藏的
实际上，细心的人就会发现，中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拐杖。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高铁建设，投资非常之大。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铁道部资产总额是2.99万亿元，总负债1.67万亿元，资产负债率56%。负债结构中，2010年第三季度长期负债率67.5%。
“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铁路总投资将达到8500亿元。如果铁路投资全部依赖债务融资，则2015年的资产负债率将达到83.4%；如果按照债务融资62%的比率，2015年资产负债率将达到59.6%。因此，2015年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将在59.6%~83.4%之间。
政府对高铁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2011年3月3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表示，尽管目前存在对铁路建设贷款管理的难度，但下一步不会收紧高铁贷款。
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加大高铁的投资？除了提高交通运行效率之外，高铁及其他政府投资肩负着另外两个使命：拉动经济发展，部分替代房地产的拉动作用；保证军需物资的快速调运。本书探讨的范围仅限于前者。
我此前曾经专门撰文做过分析：铁路建设提速意味着，中央开始着手调整过于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思路，以加大铁路建设投资等方式来弥补房地产低迷给经济带来的推动力减弱问题。因此，在中国房价涨得最凶猛的2007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年前，我国将重点构建“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和四条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成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总投资10万亿元以上。铁路项目投资只是基建投资中的一部分。
高铁既可以拉动经济，又可以提供就业。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铁路局局长余卓民在2011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600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铁路部门共需要钢材2000万吨、水泥1.2亿吨，能够提供600万个就业岗位。
正是由于前期这些投资的支撑，中国才在2010年年底后，强化了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公众就很难理解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事实上，铁路投资的收益是负的。
以京津高铁为例，其年度亏损金额在7亿元左右。京津高铁设计年运量约3000万人次，营业额接近18.4亿元。但是从2008年8月到2009年9月底，其旅客运量不足2000万人次，仅为设计能力的70%左右，营业额为11亿元出头，难以抵补每年6亿多元的银行借贷利息、每年大约5亿多元的折旧费以及日常设备维护费、高铁电费等变动成本。
为什么亏呢？
高铁亏钱是全球普遍的现象。2010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的《高铁研究报告》指出：“尽管成功的高速铁路服务能够带来经济和环境效益，但从国际上看，高速铁路很少能够完全收回投资。大多数政府在考虑建设高速铁路的效益时，也应当考虑到用预算来支持还债这个几乎必然的结果。”
就中国而言，亏损又有很多与国情相联系的原因。
其一是投资远超预算。我国铁路项目在投资上，最后的实际投资比预算普遍增加100%，有的甚至高达2倍至3倍，处于惊人的超标失控状态。年亏损7个亿的京津城际，投资高达203亿，这个数字实在是一开始就难以乐观其效益。
其二是体制问题。表面上以市场化形式运行的高铁公司，其成本效益核算却未完全遵循市场化原则。一般而言，高铁公司建设铁路项目完毕后，就把高铁交由铁道部，由后者全权负责铁路运营。而铁道部每月度通过财务司的计费系统，将每条线路的收入核算出来，再按比例分派给各高铁公司。但问题在于，铁道部每月分配给高铁公司的钱，只够支付银行贷款利息，高铁公司不但没收入，还需自行支付购车、运营和维护成本。之所以出现指派性收入分配制度，是由于铁道部依然是政企合一的机构，内部计费系统还保持着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此再去倒推铁路项目的建设管理体制：建设方只需负责把建设投资资金用尽，投资方只管美化立项报告向财政资金要钱，而最终所谓的经营亏损也自然由财政投入来埋单。至于公众怨声载道的高票价问题，以及企业经营的巨额亏损问题，则就让它去好了。
因此，媒体报道称“即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高铁也要做好亏损三十年的准备”。不管怎样，中国的高铁建设必须进行下去，否则，房地产调控就无法进行，这正是中国当下不得已的选择。
可以想象的结果是：高铁的计划非常宏大，而且，今后还必然会追加投入。
如果按照2011年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十二五”铁路建设规划的基本目标，即2015年铁路总里程12万公里以上，高铁1.6万公里的基本目标，则未来5年的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可能超过4万亿元。
相应地，中国未来的负债也会更大。
不知不觉中，我们又回到了本章的主题。
权力扩张到债务扩张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债务危机大部分都是政府权力扩张的结果——无论这种权力扩张体现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结果都是一样的。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职能扩张是相对应的。
但是，这种扩张的结果因为制度的不同而有明显区别。
美国对内减税，向国外转移危机，更有华尔街利用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工具，洗劫全球的财富。
日本缺乏美国那样的转嫁能力，大部分自己承受，尽管它亟需加税，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政客，基本都遭到了选民的唾弃。2010年7月12日，日本执政的民主党获得44个议席，未能保住参议院过半席位，丧失参议院控制权。原因就是菅直人在选前表示，为减轻日益恶化的公共债务问题，民主党考虑把消费税由5%调高至10%，此言一出，民主党支持率骤降。后来菅直人又出尔反尔，进一步导致支持率的下降，一个月内由58%降到41%。
从日本战后历史看，增税问题往往成为执政党的“鬼门关”。1979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提出设立普通消费税，招致接下来的大选惨败。1989年，时任首相竹下登因消费税问题和政治资金丑闻被迫辞职。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提高消费税率至5%，翌年参议院选举遭遇惨败，桥本内阁总辞职。
赋税之重
债务扩张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税收负担将居高不下，意味着负债很难真正降下来。
中国的税制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很多税收是包含在商品售价当中的，至于到底包含了多少，就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一消费，就等于纳税了，商品中含税越多，民众负担越大。
那么，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呢？
2011年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访谈时表示，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是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重要体现。一国税负高低，一般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宏观税负来衡量。他指出，按此口径，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6%，低于世界平均约40%的水平。即使加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我国这一比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有关税负的这一说法并不被认同。
2010年7月，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绿皮书》中，以表格的方式清晰计算出，中国的宏观税负应为32.2%，表格中除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余政府收入都纳入进来。2010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09年数据为准，同样以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
其实，早在2007年，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就对这种说法有系统的反驳。他说：
现在有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门的人也说，中国的税负并不重。他们所依据的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远不止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我估算，除了税收，我们有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加上征收的社保基金，几项加起来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根据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合理比例应该在18%~25%，再高就会影响创业和就业。
更重要的是，在比较税负的时候应该把公共福利的开支和行政开支区分开来。例如，在美国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支出部分占14%，在我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进行调整以后，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
周天勇说：“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税负非常重，结构上也有问题。特别对于个体企业，既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双重征税。”
另一方面，企业的税外收费层出不穷，而且征收极不规范。这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你想办个茶馆，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马上过来收钱。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预算外养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预算内的机构也没有给足经费，而是“给政策”，让他们去收费。这部分人员的实际情况是自收自支，但财政系统又实行收支两条线，费先收上来交给财政，财政再返给他们，这等于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了。更恶劣的是，还实行超收奖励。本来就不合理的收费，今年收了100块钱，明年让他收150块钱，多出的50块五五分成，作为奖励。这样一来，企业和老百姓面对的收费负担可想而知。
“粗略估计，在我们政府8000亿元的收费中，工商系统有500个亿，质检收费达200多亿，其他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费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亿。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收费取消，按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马上就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据此，我个人估算，中国企业的税负是比较沉重的。”
“由于‘收支两条线’把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了，我们的政府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每年都说精简，每年都精简不掉。很多机构收上钱就养自己，人养多了，钱不够，又去收，由此构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没有人想去创业。所以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增长缓慢，居民不敢消费，经济增长老要靠投资来支撑。”
中国的非税收入是非常高的。政府卖地收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成本最终还是要计入房价中让民众承担，相当于隐性收费。2005年5月，《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就是考虑了“预算外”因素的结果。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国总是位居福布斯全球税负指数排名的三甲之列。
正视债务危机
中国的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其理由包括税收收入迅速增加，国家拥有大量资产，几乎所有的债务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等等。
问题在于，如果税收收入因为企业倒闭而下降，国家拥有的大量资产出现缩水，将会怎样呢？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一旦外资、热钱大量撤离，中国泡沫就很容易破灭，表面的和隐性的债务会完全浮出水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面临着流动性紧缺的危机，过去泛滥和肆虐的流动性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当大量企业倒闭，大量优质资产跌到吐血价位的时候，中国却无能为力。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局面吗？
身为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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