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粮荒与农产品恐怖新周期（下）
内部之蚁
种子是粮食生产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环节，一旦种子被人控制，意味着整个农业的命脉掌控在他人手中。而这一点，在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如果认真反思一下，何尝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呢？是谁，为外资打开了掌控中国种子的大门？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从薄弱的环节攻破的。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外资一直在寻找中国的软肋，而透过制度留下的漏洞，让他们不仅如愿以偿，而且如鱼得水。
当权力缺少制约，腐败几乎是必然的。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等人收受外资贿赂，为外资从法律上大开绿灯，出卖民族利益，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2008年8月13日，44岁的郭京毅被宣布“双规”，一起涉及整个外商投资审批领域的窝案次第显形。相继被查者包括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商务部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宝忠、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综合司司长邹林等。
北京市二中院审理查明，1998~2007年间，郭京毅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公司上市审批、股权变更报批、外资并购项目审批、改制项目审批、典当公司设立报批以及反垄断调查等过程中，接受请托，为多家公司提供帮助。2010年5月12日，郭京毅因受贿845万余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被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利益方面的丧失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粮食安全，尤其是转基因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隐患。
2010年9月21日，中央电视台报道，2010年，南非的玉米产量达到了1300万吨，除去本国的需求，尚有结余400万吨，玉米大丰收不仅压低了价格，而且可能还会导致1万名南非农场主破产。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预测，南非的邻国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今年仍然有总计250万人急需粮食援助。可是由于对转基因玉米安全性的顾虑，这些国家都拒绝从南非进口玉米。20世纪90年代，南非开始大面积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目前南非全国玉米的57%属于转基因。由于南非农场主的习惯是把普通玉米和转基因玉米混在一起在磨坊里磨成玉米面儿，所以粮食进口商们就把南非的玉米统统视为转基因玉米。然而目前，大部分非洲国家都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他们一是担心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同时是为了防止转基因玉米传入后被当成种子，破坏本国传统的玉米物种，并造成对其他植物基因的破坏，从而影响本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平衡。另外，如果转基因玉米被用作饲料，将会威胁南部非洲国家对欧洲的牛肉出口市场，因为欧洲人长期以来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怀有强烈的质疑。
而中国对转基因的态度如何？
草率转基因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的看法是：“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环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则表示：“我并不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但是我担忧背后的风险。由于水稻是主粮，世界各国都比较慎重，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棉花有商业化种植的，但是转基因水稻，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商业化种植。”恩道尔态度更鲜明，他说：“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做新一轮的鸦片战争。”
2010年9月21日，新华社所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刊发了一篇花费四个月时间做的深度调查报道：美国的专利记录显示，中国大量种植的玉米种子“先玉335”的父本PH4CV的类别编号指示为转基因农作物。而吃过这种玉米的动物，出现了大量异常：大老鼠基本绝迹，只有一些小老鼠。即使是小老鼠，也是呆头呆脑，看上去还不会分辨方向；母猪产崽少了，不育、假育、流产的情况比较多。很多养殖户都是倾家荡产啊，个体养猪户这几年十有八九都亏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也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在记者调查的所有养猪户中，他们均表示，自从家里种了“先玉335”玉米，这些玉米就成了猪饲料。而猪出现异常，也都是在以这些玉米为饲料之后。在世界多个国家的转基因动物实验中，都发现了与晋中和榆树地区类似的动物异常现象。其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卫生部等部门发表的文献说明了世界各地由于使用转基因饲料出现异常的案例，包括内脏发生异常的老鼠，假孕或不育的猪和非正常死亡的母牛。行业组织报告还说，英国市场出现转基因大豆食品后，居民的过敏症上升了50%，巴西出现同样状况。报告称，这些异常是“审核转基因食品产品的时候所没发现的”。
该报记者大声疾呼：“作为媒体，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列出我们所能够列出的线索，写出最接近真相的各种可能。这组报道更像是在抛砖引玉，我们希望更多的机构和部门，能本着科学的精神和为苍生百姓负责的态度，善待我们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让我们，也让所有可能面临着风险的人，不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彻夜难眠。”
杜邦公司随后发表声明称“先玉335”不是转基因玉米。诸如此类的报道，不断引起支持转基因和反对转基因者的激辩。悲哀的是，无论哪一方，都是自己收集资源与对方论战，遗憾的是，中国有关部门未对媒体的报道进行调查和表态。而缺少相关知识的公众最需要的是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查给出的说法。有关转基因食品问题，目前争议很大。但媒体调查到的情况，依然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视和反思。最起码，有一点必须正视：一旦将来发现转基因的确危害人类健康，谁为之负责？我们应该正视的现实是：转基因领域仍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需要我们慢慢探索，然后再确定是否适宜推广。
转基因承载增产重任
中国之所以为转基因放绿灯，是基于供应“量”优先而非“质”优先的粮食安全的考虑。
2010年3月2日，农业部网站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的答记者问，明确提到“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突破耕地、水等资源约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和应用。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是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和产业分工的重大发展战略，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当转基因食品的高产，被视为解决粮食安全的路径，也显现出政府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粮荒的担忧。
但是，有关部门并未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转基因的办法来提高粮食产量，未必行得通。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单纯依靠化肥，造成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过去30年来，中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我对这一观点深有同感。
在中国广大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离开了化肥几乎寸草不生，庄稼根本不结果实。边际效用递减效应极其明显。中国土地的退化程度令人痛心和忧虑。在中国古代有土地休养生息、在当今的美国有休耕制度、在法国有土地轮耕制度，而在中国，一再用化肥、农药透支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下去，中国的农业还有明天吗？中国的粮食安全还有保障吗？
抛开转基因的安全性不说，单就靠转基因提高产量的思路而言，也是非常危险和荒唐的。
粮食供应之弊
中国粮食供应面临的问题，与相关政策不到位或执行的不力息息相关。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我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从来不钻在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当中，而是亲身去调查。2010年4月，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处于严重干旱时，我到云南做调查，并捐助20多家农民家庭建水窖，从中了解到了大量一手信息，写下了两万多字的报告。后来，这份长篇报告引起中国最高层重视，在2010年年底，中国决定投巨资建设水利设施。
很多人把干旱归结到老天身上，怪老天下雨太少，实际上，与以色列等国家相比，中国的降雨够多了，退一步说，即使上天对中国不公，至少对我国的西南地区还是非常偏爱的：江河纵横的西南地区是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我国水资源的70%分布在这里。我实地调查得出的结果是：西南干旱，一分天灾，九分人祸。
一是植被严重破坏，外来物种入侵，生态急剧恶化。植被本身就是最天然的水储备库。但是，近年来，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森林覆盖面积大幅度减少，而植被的破坏和森林覆盖率的下降，直接导致许多支流季节性干涸，或者源头向干流方向萎缩。
这就不自觉地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资源大幅度向工业倾斜，水等资源大幅度向城市集中，加之干旱连连、农业生产条件恶化、产量下降，向森林要地、向草原要地、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弥补效率低下的缺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需要以量来弥补日渐抬高的成本。这是人进林退、人进草退的原动力之一。
同时，官员为了追求GDP和个人政绩，为了尽快让城市变美，已经懒得种植小树，已经等不及把小树养成大树，而是直接从农村移植——这些情况都是全国性的，几乎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这种移植同样在人为地破坏生态环境。
不仅如此，很多地方的植被随着外来物种的入侵，变得日益单一化。一个地区的生物区系是长期演化的结果，相关物种的组成具有互相平衡、互相弥补、互相适应的特性，外来物种一旦侵入就会打破这种平衡。我国许多地方为了经济效益，随心所欲地引入外来物种，正在给生态环境带来致命后果！我们知道，植被的多样性，更有利于水土保持，因为这可以达到涵养水源、水土保持的效果，同时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而笔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云南物种的单一化趋势正在快速发展。
水利欠债
水利设施滞后，是影响中国粮食产量增长，导致中国在干旱时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的水利欠债触目惊心。
干旱发生后，人们突然发现，水库中的水不够用了。很多人知道，水利建设欠债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具体情况，很少有人去深究，也很少有人知道，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它跟这次旱灾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我调查和了解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水利设施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年久失修。在云南全部的水库中，80%的为病险水库。雨季的时候根本不敢储水，担心溃堤！于是，雨季来的时候，水库要放水空库，任由上天恩赐的宝贵雨水白白流走（云南全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只有6.9%），等到雨季临近结束时才敢储备水。2009年雨季来临的时候，依旧放水，等到雨季快结束时再聚水。不幸的是，2009年的雨季太短，水放走后，发现雨季已经提前结束了！因此，储备的水远远少于往年，而旱情又重于往年！如果水利设施完好，何至于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水利建设欠债有多严重呢？目前，云南全省的大中小型水库超过5000多座（这些水库80%的为病险水库），总库容量达到108亿立方米，缺口高达40多亿方！连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都忍不住感慨道：“你看我们解放60年了，才有108亿立方的库容……我们供需缺口还有40多亿方……我算过一个账，就是从解放到1995年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国家投入云南省的水利投资，那个时候才3个亿。”
农业欠债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998~2006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对房地产的投资高达91537亿元，而对农林牧渔业的投资总共才5168亿元！
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作为，而且成为与民争利者。为了牟取私利，一些地方政府把老百姓的水源封堵住，而迫使农民靠政府掌控的水库供水，区别是后者要向政府交水费而前者是免费的，这直接导致一些水源遭到破坏。而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房地产开发，甚至把一些湖泊填埋。2010年4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云南美丽的情人湖被填埋并在其上建设豪华别墅的内幕，当绿水被房子葬送，国人的生存之路也在一点点被填埋。
沉重的地下水！
房地产对土地尤其可耕地的侵蚀，是推高粮价的另一罪魁祸首。
我们知道，近年来，地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房价，地价上涨在直接带动房价上涨的同时，在土地上种植的农产品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同时，由于地价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动力变得非常强烈，大量土地被用于建造商品房，导致城镇土地快速减少。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可耕地也被部分用于建造商品房，这直接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的缩减，同样成为推动粮价上涨的动能。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就可能与此前可耕地减少的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粮价上涨，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以上种种问题，构成了中国农业最脆弱的基础，一旦出现自然灾害，中国抗风险的缺陷将暴露无遗。
除此，我还必须特别提到地下水资源日渐短缺和污染等更为严重的问题。
国际全球化论坛水资源委员会主席莫德巴洛与加拿大北极星研究所主任托尼克拉克合著的《水资源战争》一书中，（我找到的这本书是2004年版的！注意，是2004年版的！）他们这样评价中国：“有中国粮仓之称的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以每年1.5米的速度下降（注意：是每年1.5米）。中国北部现在有8个地下蓄水层由于透支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中国北部600座城市中的400座和超过中国全部人口50%的居民面临着严重缺水的威胁。尽管政府计划南水北调，但首都北京的地下水位在过去的40年还是下降了37米，预测中的北京水危机已经极其严重……世界观察研究所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得不通过改变其经济结构，来应对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随后，他们做了更惊人的预言：“世界观察所还警告说，由于有限的水资源在不断被调往工业领域和城市，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当中国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它对粮食进口的需求将超过全世界粮食市场可供出口的总量……”
丹麦比约恩隆伯格编著的《全球危机，全球解决方案》一书的第584页，有这样一段话：“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无疑是自杀行为，这会导致蓄水层的耗散，水面下降到水泵不能再抽出水的地步……在中国，地下水下降可能已经很大规模发生。Evans、Foster和Garduno（2003）报告，在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已经有地下水水位‘巨大地’下降……”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就对地下水滥用到如此程度，未来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更可恨的还有此前媒体披露的向地下水排污的现象。一些不良企业直接把污水向地下水层排！例如，“河北定州李亲顾村1997、1998年发现村民得病可能是因为地下水受到了污染。当地电镀厂建厂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1988年建了第一个厂，1990年后就多了。他们建厂时都打一个机井，三四十米深，直接把生产的污水排入地下”。类似这样的行为真应该遭天谴！从法律上来看，是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当金钱主宰一切时，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水污染是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次旱灾，滇池里的水却不能用，为什么？污染太严重了。为了治理滇池，按照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的说法：“很多时候我们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几年省委省政府加大对滇池的治理，这几年也连续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现在实施一个牛栏江滇池饮水工程，就是现在把滇池环湖截污，还有湿地的建设，还有清污分流，这些工作全部在做。”
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已经不能再走了！从解放到1995年的时候，国家投入云南省的水利投资才3个亿，而滇池治污就花费了100多个亿，还没有结果，水依然是臭的！在埋怨老天降灾的同时，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对环境的破坏本身，是不是在惹得天愤人怒！
尽快扶持农业！
必须认识到，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农业大国、强国，根本原因在于它对农业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程度不仅仅体现在政策、资金扶持方面，更体现在对农业的人性化关怀上。
早在1862年，美国制定的《宅地法》就明文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只要是以耕作为目的，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领到一块国有土地，在所得土地上进行耕作以后，便可无代价地取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政府把土地彻底转给耕作者。
美国以此为标志拉开了鼓励农业发展的序幕。1933年，美国又制定了《农业调整法》，规定政府对休耕的土地提供补贴，为农作物生产提供无追索权贷款，帮助农民建立农产品的正常贮备。
因此，美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当很多人羡慕美国的高科技的时候，却不知道，它拥有更宝贵的冠军头衔——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美元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储备货币，依托的就是技术、军事和粮食！这是美元的“三足”！
当中国长期把停止征收农业税视为对农业的一大恩惠而沾沾自喜时，却忽略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或补贴的政策。在美国农场的农业经营净现金收入中，政府补贴所占比例超过40%；在欧盟，农民收入的35%以上来自共同农业政策补贴（其中绝大部分是直接补贴）；早在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就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1.1%，其农业补贴超过农业产值！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在2007年就已达到3000多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国际粮价屡创新高，发达国家的农民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中国的粮食价格由于远远低于国际粮价，而无缘分享粮价上涨增加的收益，加之补贴远低于发达国家而“损耗”又严重，国内农民的处境可想而知。
发达国家早就不再把粮食视为增加收入的一种途径，而是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生命安全线来对待，实行的是明确的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中国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际上是农业在补贴工业。当我们一遍遍地谴责发达国家以对农民的补贴提升其竞争力的时候，却没有理解，它们那样做是基于怎样有远见的考虑！不是人家做得太过分，而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才有那么鲜明的对比！
因此，粮食战如果打响，任何一方的困境都不可能是敌人单方面强加的，而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在信息高度公开的今天，一切都有迹可循，一切问题都不断被有良知的人提起，如果还得不到解决。一旦在博弈中遭受损失，又有何资格怪罪敌人的残忍和冷血？
在农业问题上，中国应该更深入地反思和更快地纠正问题。否则，中国将很难挺过粮荒之痛。这是中国必须尽快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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